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日前透露，去年我国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出现的首次反弹。这一消息与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6.1％、夏粮获得丰收、粮食种植面积结束连续5年下降趋势等等好消息相比，令我们有些猝不及防。贫困人口出现反弹的原因很复杂，在此我们不做过多的分析，但我们认为，这条消息的公布，至少说明国家相关部门对我国“三农”的现状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说明国家相关部门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有着充分的信心和准备。
　　事实也正是如此。面对今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强、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大好局面，在中央提出的下半年着力抓好的十项重点工作中，第一项就是要继续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落实和完善促进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
　　今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目标可以概括为实现“三个确保”和“两个降低”，即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突破15亿亩，粮食总产量达到9100亿斤，农民收入增幅超过5％，自然灾害和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明显降低。从目前的发展形势以及相关部门采取的各项措施来看，完成全年的工作目标虽然有压力、有挑战，但基本上是可以实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长期保持住从今年上半年以来出现的良好发展态势，使农民随着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真正富裕起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弱势群体。在目前“三农”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弱势地位的现实面前，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运用经济、行政乃至法律手段，为“三农”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农业生产需要的资源首先是土地，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只有18.51亿亩，人均耕地仅有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近7年来，全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明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
　　截至今年6月，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3％；目前已退出开发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今年，全国农用地转用指标已压减了20.3％，其中耕地转用指标压减了23.4％。基本农田“五个不准”、非农建设用地“六个不报批”等政策得到实施。
　　但是，我国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的局面尚未根本缓解。同时，那种片面以耗费资源为代价、不惜牺牲耕地去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错误观念，仍有很大市场。今后必须对有限的土地资源精打细算，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坚决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行为，保持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高压态势，标本兼治，探索建立土地管理特别是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

　　对“三农”“多予、少取”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

　　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多予、少取”应该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据权威部门统计，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后，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减负幅度一般都在30％以上。

　　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了对基层改革转移支付力度。根据预算安排，中央财政今年拟安排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396亿元，增加91亿元。今年上半年仅“三补一减”政策（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减免农业税）就使全国农民人均直接增收50元左右，拉动收入增长2个百分点。
　　但最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出现了在农村乱收税费、乱罚款和强行集资以及挤占、挪用各种政策补贴款等现象，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重视。7月初，农业部发出《关于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制止向农民乱收税费的紧急通知》，各地应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农民负担反弹，确保中央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要注意在落实各项政策时，减少中间环节，使“三农”能真正获得实惠。
　　另外，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居高不下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去年9月份以来，化肥等农资价格出现连续上涨，最高涨幅达20％以上。国家出台《关于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实行干预的紧急通知》等文件后，价格上涨势头有所控制，但零售价格没有明显下降，今年二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0.9％。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连续上涨一方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一方面削减了农民收入提高的幅度，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相关市场的管理力度，尽量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价位上。

　　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农业在社会各产业中，由于利润回报率低，使得本性趋利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大量涌向农业。任何使农业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绕不开的一个难题。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始终把金融支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稳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增加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有效地支持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地区发展和农业经济成长。
　　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是今年农村改革的亮点。5月至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金融支农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表明，各地正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措施，把金融支农作为着力点之一，但仍存在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离农村等因素制约着金融支农。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较多，必须对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农村信用社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全面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2003年8月，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试点推开，揭开了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农村信用社应以此为契机，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在努力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同时，适应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和农民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支农服务方式。
　　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通过补偿性财政支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缓解农村资金短缺问题，也是构筑农村金融体系的应有之义。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引导商业性金融支农，在这一方面，要发挥财政支农作用，尤其要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通过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担保基金、对金融机构支农贴息来撬动商业性金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也可考虑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商业银行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据悉，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机构正在着手研究制定有关社区再投资的法律或条例，要求设在县域的金融机构按其存款来源一定比例履行支农服务的职能。
　　我们相信，中央的各项政策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的同时，还必然将给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深刻变化。当然，目前突出政府、政策的作用只是一个必须的阶段，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优良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统筹兼顾，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确保减少贫困人口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