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福建省福安市一民宅内，六七名陷入标会深渊的当地百姓向南方周末记者描摹标会崩盘的来龙去脉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过去的一个多月，他们在绝望、悔恨和惊恐中度过。

　　经济学家樊纲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建立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民营银行建立起来，它又能为我国的金融改革做些什么？

　 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标会”成为了一种地下融资手段。虽然从福安当地的情况来看，“标会”实际上是一个非法集资和诈骗的个案，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民间融资的巨大市场需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现状。

　　福建福安“标会”形式的地下金融崩盘，再次向人们提出了“民间金融”的出路这一急切而又棘手的问题，由此又引发了人们对于民间金融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任由民间金融一次次试错，还是让行政力量介入，给它指定方向？所有这些，都在求解当中。

　　学界认为，面对如水银泻地般的民间金融，疏导永远是第一选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监会官员表示，合会的不断出现，恰恰说明正规金融所存在的问题，加快利率市场化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对民间金融的引导，使其趋利避害，严防社会动荡，乃是中国金融监管层急需面对和解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