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从1978~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从1988~1998年，是农村改革的停滞阶段，出现了“三农综合症”；从1998年10月至今，是农村改革的快速推进阶段，出现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1978~1988年“黄金发展期”，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国策，并且从1982年到1986年，针对农村改革连续出台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拉动了内需增长。

　　1988~1998年期间，由于各项改革难以深入推进，又片面抓粮食生产，而以政府控制为核心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履维艰，由此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7年之久，粮食变成了农民“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农民负担重日益突出。1997年开始，全国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连续4年下滑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全国的71%。而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只承担2%，省级财政只承担11%，县级财政只承担9%，乡镇一级财政竟然承担了78%，由此造成了乡镇一级基本处于“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同时，在此期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比例也逐年减少。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比例由13%下降到8%左右，15年共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累计为1704亿元，仅占同期的整个国民经济基建投资总额的2%。显然，这与中国13亿人口中就有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极为不符。

　　1998年10月以后，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快速推进阶段，以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发端，出现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首次提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农村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近年来，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例仍维持在3．21∶1，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较严重。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多一点，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医疗价格的大幅度攀升，使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中抛开进城务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的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此外，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果扣除这部分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

　　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扩张和工业用地急剧增加，农民上访近80%是因为征地问题。同时，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除了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且由于劳动力外出，有的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衰败景象。因此，有着9亿人口在农村的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出路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的全局，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

　　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从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到2006年10月召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这四年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视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金最多、效果最明显的一个“黄金时期”。

　　从2004年到2007年，中央又连续出台四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就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做了部署，以求从根本上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给农业健康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长期稳定带来强劲的动力。（记者杨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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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他们经历的新农村建设

　　聚焦三农网民热议中央一号文件

　　公元2005年12月29日，这一天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当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全票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议草案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600年的农业税在此刻寿终正寝。

　　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和起草者，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早在2001年就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建议。不过他认为仅仅取消农业税远不能解决疴疾重重的“三农”问题。

　　众说“三农”

　　网民建言之二：新农村建设要攻坚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刘志仁：

　　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大变革的一个契机，不仅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使农村面貌能在较短时间内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