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增长是国家发展和食物安全政策的主要成就之一。过去50年，中国的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总是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使食物的可获得性得到很大的改善。到1990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变成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到90年代中期，我国已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

　　过去的农业持续增长使人们充满了乐观的态度，但未来中国农业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在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其年均增长率已经从80年代初期的7％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3％～4％左右，而粮食产量的增长率下降更大，1996～200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率几乎为零，在2000～2002年间，粮食的产量甚至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2003）。在需求方面，收入提高促进了农产品需求，贸易自由化使中国的农业又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加入WTO 对国内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Martin，2002）。加入WTO 会对经济的各个部门产生影响，但许多人普遍认为对其农业部门的影响会更大。

　　人们对中国食物和农业问题的关注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农业会怎样？在一个开放的贸易环境下，中国是否能满足其日益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未来解决中国食物安全最有效的政策和投资方向是什么？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在分析过去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的20年中国的农业进行展望。本文设计了不同的情景方案，重点分析国内供给和需求的政策以及贸易自由化等因素对未来农业的影响。

　　二、回顾过去20年中国食物和农业经济发展过程

　　（一）农业发展成就

　　1978年以后，农业集体化的瓦解、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流通体制的放松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Lin ，1992；Fan ，1991；Huang 和Rozelle ，1996）。在1978～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为4.7％，水果年均增长率达7.2％（表1）。但增长最快的是油料作物、畜牧业和水产品部门，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4.9％、9.1％和7.9％。

注：增长率用回归法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0～2001）和农业部（1980～200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效用在80年代中期发挥完毕之后，我国农业增长开始下降（表1），其中粮食增长率的下降更为显著。虽然粮食增长率相对于改革前和改革初期有所下降，但1985年以后水稻、其他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在绝对量上还是呈上升趋势。

　　同时，快速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和市场发育增加了对肉类、水果和其他副食品的需求，导致了农业生产结构的显著变化（Huang 和Bouis ，1996；Huang 和Rozelle ，1998）。例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0年的14％增加到2000年的30％（表2）。水产品比重上升的更快。另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82％下降到56％。在农作物中，粮食播种面积逐渐下降，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农业部的《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二）增长的源泉

　　过去的研究表明，改革时期有许多因素共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Fan ，1991；Lin ，1992）。这些研究表明，改革初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制度创新。近期的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4年实施结束后，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Huang 和Rozelle ，1996；Fan 和Pardey，1997；Huang et al.1996）。同时这些研究还表明，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外的其他制度创新在未来农业增长中还将会起重要的作用。1985年以后，价格政策也对粮食和经济作物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劳动成本和土地机会成本的提高抑制了农作物产出的增加。

　　灌溉投资的增加对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王金霞，2000）。灌溉耕地面积比例从1952年的18％提高到90年代初期的50％（国家统计局，2001）。但是，随着国内工业部门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灌溉农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水资源的匮乏对未来食物安全和农民收入，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将是一个严峻考验（Brown ，2000）。

　　环境恶化，包括水土流失、盐碱化、耕地征用是对未来农业用地的严峻挑战。水土流失和盐碱化已从70年代开始变得日益严重。过去的许多研究证明，这些因素已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Huang 和Rozelle ，1995）。

　　（三）国家食物安全与粮食供需平衡

　　我国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已经在过去30年中得到持续增长。人均食物占有量从60年代初的每天1717千卡路里增加到1979～1981年间的2328千卡路里（FAO ，2002），到90年代末，人均食物占有量每天超过3000千卡路里，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食物消费的增加主要依靠国内生产的增长。1980年，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29亿美元的食品（国家统计局），而当年出口超过30亿美元。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成为食物净出口国，而且在80～90年代中国食物出口稳步增长，到1999年，中国食物净出口达45亿美元。

　　即使在被认为没有长期比较优势的粮食，从50年代以来也基本达到自给。表3给出了过去20年每年的粮食供给和使用平衡表。粮食的供给能力主要来自国内生产的快速增长。由于人均粮食的消费量在80年代初已经很高，而且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粮食的平均收入弹性都很小，收入增加所引起的粮食消费的少量增加被食物市场迅速发展所引起的粮食消费下降所抵消（Huang 和Rozelle ，1998）。在改革的前期，由于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低，农民在市场购买其他食品的条件受到限制，农村消费者可能会过度消费粮食。随着市场发展，即使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粮食的消费会下降，而其他副食品譬如肉、蔬菜、食用油等的消费将上升。

　　中国的粮食平衡表还表明，在过去的20年间，谷物的产量增长了37％，因为播种面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生产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单产的提高（表3）。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国内消费上升30％，虽然消费增长很快，但小于生产的增长，我国在1995年实现了粮食的自给。从此以后，每年的粮食生产超出了粮食消费，在90年代末其自给水平已经提升到104％，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表3，第5行）。

　　表3还显示了不同的粮食作物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只有1/5的增产粮食用作口粮（主要满足由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需求增长），随着粮食供给压力的减少，很大一部分耕地转向生产饲料用的玉米。饲料粮的比重几乎增加了一倍（从80年代的14％增长到90年代末的27％，见表3）。这意味着粮食增产的70％用于满足饲料粮的需求。

　　三、情景方案设计

　　本节的目的是通过设计不同的情景方案来更好地了解21世纪初中国食物供给和需求的基本特征。为此，我们设计了4个方案：基准方案、不同的农业科研投资方案、不同的水利投资方案和不同的水土流失和盐碱化方案。基准年份是2001年，模拟期限为2002年至2020年。

　　（一）基准方案

　　除价格因素外，我们假设影响未来农产品需求和供给的主要因素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影响需求函数的移动因素

　　人口增长：人口增长仍然是影响未来中国食物供需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达到了顶峰。此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在整个90年代，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表4）。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我国人口将从2001年的12.7亿增长到2010年的13.6亿，年均增长0.72％（表4）。依照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后中国的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不过增长率在2010～2020年间将下降到年均0.60％，这一增长水平同目前我们国内人口统计学家一般预测采用的增长率基本相当。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将达到大约14.5亿。

　　注：①农业科研投入和水土流失面积的时间段是1991～1999，盐碱化土地面积的时间段是1991～1996.②人口预测数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2（联合国，2002）。

　　城镇化：在整个亚洲，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显著的变化（Huang和Bouis ，2001；Huang 和David ，1993）。即便是控制了城乡在收入和价格间的差异给消费带来的影响，相对于农村消费者，城市居民消费较少的粮食和较多的肉、奶制品和水产品。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对消费的影响已经被论证过（Huang 和Bouis ，1996和2001）。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不断加速，城镇人口比例从1997年的19％提高到2000年的36％（国家统计局，2001）。根据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2002）表明，城镇人口比例还将从2000年的36％提高到2010年的44％和2020年的51％。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式与农村居民大不相同，我们预期城镇化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食物消费产生重要的影响。

　　收入增长：收入是影响副食品（譬如肉、鱼、糖、食用油和园艺产品等）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肉产品需求的增长会进一步促进饲料的需求。90年代农村人均收入每年增长5.7％，城市人均收入每年增长6.9％（表4）。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在过去的增长趋势，以及近年来政府对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关注，我们假设在未来的20年内，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会逐渐收敛。在基准方案下，我们假设农村居民在2001～2010和2011～2020两个时期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5％和4.5％（表4），城镇居民在这两个时期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分别为6.0％和5.0％，这样城乡收入增长率差距由1％下降到0.5％。

　　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对居民食物消费方式有重要的影响（Huang 和Rozelle ，1998）。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物品消费几乎完全依赖市场购买。因此，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和食品价格的变化将越来越成为影响他们消费方式的基本因素。农村居民生活在一个相差很大的环境中，因此消费行为也有所不同。在许多农村地区，由于市场发育比较滞后，即便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在有些地方农民在消费上的选择还会受到一定的市场限制。尽管农村市场化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到2000年，农村居民从市场购买的食品仍然只有41％（国家统计局，2000）。因此，除了收入和价格的影响，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农村消费市场的活跃，农村消费方式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到2010和2020年，中国农民消费食品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达到70％和80％。

　　2.影响供给函数移动的因素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投资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比如对水土流失和盐碱化的治理等。

　　农业科研投资：建国以来，我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和公共科研机构承担着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的责任（农业部，1999）。在其他国家经历"绿色革命"以前，中国已经培育出改良的矮化水稻品种。袁隆平在70年代初在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管理部门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推广过杂交玉米，虽然在70年代中期，推广工作不很顺利，在抗枯萎病、单交的杂交玉米品种推广以后，到80年代中期，华北产区的农民都已采用杂交新品种。虽然小麦品种改良技术发展较晚，到目前却有相同的技术发展水平（Rozelle 和Huang ，2000）。其他作物和家畜的技术也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农业部，1999）。继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农民不断采用新的品种。譬如：在90年代稻农每年种植的主要品种达400多个（Jin etal.，2002）（注：在所取的样本中，主要品种是指在一个省内种植面积在100000亩（6667公顷）以上的品种。实际上，在所考察的省内，大米、小麦、玉米等作物主要品种的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比例都已超过90％。只有在南部种植大豆的一些省份，比例有所下降。）。

　　在过去的20年内，农业科研投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4％，而且年际波动很大。从1985年到1995年，投资增长率下降到了3.6％，到90年代后期又有所回升（黄季焜，胡瑞法，Rozelle ，2003）。在90年代末，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每年平均增长4.7％（表4）。农业科研投资力度的回升和政府致力于发展国内粮食经济，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维持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增长。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 和近年来对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人们对中国食物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也已经开始通过加强农业科研投资来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增长。

　　在基准方案中，我们假设2001～2020年期间，国家在农作物上的科研支出年增长率为5％，略高与上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年均4.7％，表4）。不过，考虑近年来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力度的加大，年增长率5％并不算高。

　　灌溉投资：虽然中国的水资源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五，但人均拥有量却很少。正是因为水资源的短缺和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我国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发展庞大的水利灌溉体系。这些投资对过去农业生产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灌溉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投资总额是农业科研投资的10倍以上。在第9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从1996年的80亿元增加为1997年的172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水利部，1999）。在21世纪的前10年，水利投资将进一步增加。随着投资的增长，灌溉面积也在增加。灌溉面积由80年代中期的4400万公顷稳步增加为1990年的4700万公顷、1996年的5000多万公顷（国家统计局）。根据早期的耕地面积数据，灌溉面积由70年代不足40％增加到80年代的45％和1996年的53％。

　　基准方案中，我们假设灌溉投资将继续增长，2001～2020年，灌溉投资年增长率将保持4.5％的水平（表4）。这一增长水平高于过去30年内的平均增长率，但低于90年代后期的较高水平。

　　水土流失和盐碱化：中国的土地退化相当严重。在1973～1996年期间，水土流失面积平均每年达1.8％（Huang ，2000）。到1996年，被水土流失的面积达到182.7万平方公里。目前的增长率下降到1.5％左右，有所减缓（表4）。在70年代，被水土流失的面积相当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2.3％，到90年代这一比率增加到17％～19％。同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的状况相比，从70年代以来盐碱化耕地面积则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Huang ，2000）。根据水利部的数据，在1973～1990年间，平均每年盐碱化面积的增长率为0.54％。然而，增长率随时间不断下降，从70年代的1.1％下降为80年代的0.65％和90年代0.2％（Huang ，2002）。盐碱化耕地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由1973年的6.7％增加为90年代初的8％。

　　许多研究还表明，日益恶化的水土流失和耕地盐碱化已经影响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出（Huang 和Rozelle ，1995；1996；Rozelle et al.，1997）。环境恶化对水稻的影响要小于其对其他谷物和经济作物的影响。

　　意识到近年来水土流失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政府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对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这些措施包括人工造林、草原放牧管理、梯田项目、水坝建设以及退耕还林工程等。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项目试图对一些盐碱化的耕地进行治理，包括改善排灌系统、加强灌溉管理和调整生产结构等。

　　在我们的基准方案中，我们对水土流失假设一个中等但不断下降的增长率，其中，在2001～20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在2011～2020年年均增长为0.5％。对土地盐碱化，我们假设2001～2010年期间的增长率等于90年代的0.2％，在2011～2020年间下降为0.1％（表4）。

　　3.贸易自由化趋势

　　在基准方案中，我们假设现行关税政策和非关税壁垒等一系列贸易政策在2002～2010年期间都将发生变化。对于那些名义保护率（NPRs，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差的百分比）为正的农产品，我们假设它们的价格会逐渐下降，因为中国需要不断调整贸易政策以实现加入WTO的承诺。这些产品包括小麦、玉米、其他粗粮、大豆、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而对于大米、蔬菜、水果、畜产品（除奶制品外）和水产品，我们假设它们的价格会不断上升。具体地说，在2002～2005年期间，我们假设名义保护率下降50％。假设2005年后贸易自由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剩下的贸易扭曲在2005～2010年期间将再下降50％。

　　（二）比较方案

　　比较方案与基准方案相比，除了对农业科研和水利投资、以及环境保护措施等假设不同以外，所有其他的假设与基准方案相同。

　　不同的农业科研投资方案：为了考察农业科研投资政策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消费和贸易的影响，我们分别设计高和低农业科研投资方案。在高农业科研投资方案下，假设农作物的科研投资年均增长率在整个预测期间将从基准方案的5％提高到7％（表4）；在低科研投资方案下，假设农作物科研支出增长率降为3％。

　　不同的灌溉投资方案：国民经济"十一五"发展计划（2001～2005）和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重申增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果这些计划能实现，我国在灌溉方面的投资可能会超过我们在基准方案中的假设（年均增长4.5％）。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约束，如果国内政策更多地从促进生产率的投资转向国内价格或收入支持政策，灌溉方面的投资出现下降也不是不可能。为了考察灌溉投资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两个不同的灌溉投资增长率方案。高灌溉投资方案假设2001～2020年期间灌溉投资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6％，而低灌溉投资方案假设灌溉投资年均增长3％（表4）。

　　不同的水土流失和盐碱化方案：为了考察水土流失和耕地盐碱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我们也设计了两个方案：假设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水土流失和盐碱化的增长率都比基准方案增加一倍；另一方案假设政府在治理水土流失和土地盐碱化方面付出更多努力，水土流失面积和盐碱化的耕地面积增长率都比基准方案下降一半（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