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和农民谁更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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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午 文章来源：internet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8-15 12:2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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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会脱口而答：“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自然比农民更讲诚信。”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这么简单。尤其是最近沸沸扬扬的“停办助学贷款”风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很不利于大学生的“诚信形象”。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1999年首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8个城市进行试点，次年全面推开。巧合的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也随后在全国范围铺开，两项广受赞誉的社会活动几乎并肩前行。4年后，小额农贷方兴未艾，助学贷款却几近停办。助学贷款濒临停办的原因是遭遇了较高的还贷违约率。
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3年末，全国助学贷款逾期90天以上的违约率平均为20％，个别高校的违约率甚至达到80％。与此相对照，很多地方小额农贷还贷率高于8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90％以上，还息率则普遍高于90％。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天津。截至2003年底，4年前发放的助学贷款进入还贷高峰，然而各高校贷款回收率都普遍低于80％，部分银行不得不紧急叫停。与此同时，新华社报道说，天津市农村信用社2003年160亿元小额农贷到期还贷率高达100％！城里城外，两相对比，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多感慨。
这些数据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农民比大学生更讲诚信。
且慢！难道说，真的有超过20％的贫困大学生缺乏起码的诚信观念吗？大学生作为相对优秀的社会群体，在经过4年多的高等教育之后，其道德水平反而下降到国民平均水平之下了？倘如是，恐怕让我们担心的就不仅仅是大学生的诚信问题了，包括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民族的品德甚至国家的未来都不免要让人产生忧虑了。显然，无论是从客观事实还是从历史逻辑来分析，这样的结论都是荒谬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贷款制度和信用环境上。
首先，当初的助学贷款协议在设计上过高地估计了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以及还款能力，在还款期限和还款方式上存在诸多问题，客观上造成大学生违约。比如有的大学生因为毕业后暂时找不到工作或工资过低而不能及时偿还贷款本息，形成逾期。
其次，国家助学贷款和小额农户信用贷款都属于不需要抵押和担保的信用贷款，而信用贷款的发放，需要贷款人具备良好的信用意识和信用等级。然而信用作为一种基本道德准则，重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规范和劝导，而对市场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利益交换过程并不具备刚性约束力，必须辅之以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助学贷款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过分依赖学校毕业前的诚信道德教育和大学生信用自律的基础上，而没有在监督制约机制和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上做好基础准备工作。对少数有偿还能力的大学生来说，借助灵活的自主择业机会和频繁的工作“跳槽”进行恶意逃债轻而易举，违约成本则微乎其微。为此，今年6月，国务院批转《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快全国个人资信系统、还贷监测系统和学生个人信息查询系统建设，完善还款约束机制，实为亡羊补牢之举。
反观小额农贷，各地人民银行和农信社从一开始就争取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倡导和推进“信用村（镇）”和“信用户”建设，在农民中间广泛宣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诚信理念，同时发挥村委会、支委会的作用，开展农户基本情况调查，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建立农户信用登记档案，发放“贷款证”、“信用证”，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从而确保了小额农贷的风险防范和有效回收。另外，由于农民具有恒久的生活居住地和固定的社会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无形的监督制约体系，从而大大降低了小额农贷的违约率。因此，有的地方出现了农户“为了不丢面子，砸锅卖铁也要还上贷款”的事例。
因此，大学生也好，农民也罢，仅凭学历的高低来评价信用等级纯属南辕北辙。完善了制约机制，农民的信用水平未必会比大学生低；脱离了监督机制，大学生的信用水平未必会比农民高。
在“潜规则”盛行不衰的当今社会，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个人征信体系和有效的惩治机制前提下，一味地依赖受信人的诚信观念和信用自律开展信用贷款业务，都难免遭遇违约。借用“权力如果失去了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句名言，我们同样可以说“信用如果失去了监督和惩治必然导致失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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