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格中所列情况，我们不难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的大银行集团无论从资本实力看还是从盈利能力看均有超常的提升和增长。其中一级资本从原来只有401亿美元大幅增加至2922亿美元；利润则从原来亏损16亿美元大幅增加至910亿美元；平均股本回报率达超过31％。以花旗银行为例，该行2003年实现利润达263亿美元，其股本回报率高达41.8％，其一年的利润便远远超过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任何一家的一级资本金总额。换言之，一家美国银行一年所创造的利润足可以用来建立一家中国最大的银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15年前，摩根大通前身的四家银行（即JP摩根、大通、化学和汉华）共亏损29亿美元，15年后该行的利润额达100亿美元（不包括美一银行的44亿美元）。
　　美国银行业，特别是美国的大银行在过去15年的变化，除了反映在其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持续超常提升外，更可以体现在其抵御经济周期所引发的危机或单个信贷事件的能力有持续和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所熟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长期信贷机构、安然和世界通信倒闭等。
　　记者：您曾在摩根大通银行工作长达12年之久，亲身经历了摩根大通银行的变迁，请问为什么美国银行在过去15年里能够从原来随经济周期沉浮甚至倒闭，变成超然驾驭变化与危机，并无论是在好时段和坏时段均能有超越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同样规模银行的表现？
　　陈顺殷：归纳地说，促成西方银行在过去15年的变化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因素是，西方银行对自身的明确定位，即“银行置身风险管理行业中，其价值的创造是要透过对风险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因此，“更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银行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基于这一定位，不少欧美银行在过去15年里不但持续努力提高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而且，也把为其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作为在银行非中介化日益明显的环境下新的业务增长点。以美国的银行为例，他们除了在银行内设立不同功能部门负责内部风险控制工作外，还另外设立专门业务操作部门为其客户提供专业的风险管理高增值服务，并从中获得愈来愈高的业务收益占比。

　　西方银行因定位明确，其信贷经营理念逐步形成很多新特点

　　记者：您知道，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主要盈利来源仍然是信贷业务。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些西方银行信贷业务的关键理念？
　　陈顺殷：西方商业银行尤其是美国大型银行由于银行市场定位明确，那么信贷业务的关键理念在过去15年中形成了很多特点，并极大地改善了银行的经营业绩。
　　第一，从贷款获得的息差不是简单的存贷款利差或利润，它只不过是作为对银行给相关借款人发放贷款所承受的相应风险的补偿。基于这一认识，西方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就必须找到能直接衡量其因此所承受的风险量化数据和模型：其中包括借款人的违约概率（PD）、预期违约风险额（EAD）和违约损失额（LGD）等。自然而然，量化信贷风险管理便成为西方先进银行在过去15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以至于应运而生了以提供量化信贷风险管理模型和数据为其核心业务的咨询服务公司，比如穆迪KMV。到去年底，穆迪KMV的客户已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目达2000多家。目前全球头100家大银行里，有超过80家使用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开发的模型及计算的预期违约概率（EDF）已成为全球银行业广泛采用的行业标准。我们每年因提供该种服务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了1亿美元。这些数字说明全球银行业对于量化信贷风险管理的需求是多么强烈。
　　第二，贷款的收益有上限而本金损失无下限。从实际情况看，贷款的最大收益就是按与借款人所签订的贷款合同规定的利率，按期收回本息。但倘若借款人一旦违约，其涉及的损失则不会仅限于贷款本金本身。基于上述认识，西方先进银行在过去15年时间里逐步建立完善了一整套资本分配制度和贷款定价模型，其核心要素包括：要确保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有能力承受所持有风险资产的风险，银行必须从每年赚取的收益中提取足够的坏账准备以便冲减预期内损失；要在任何时间内均维持有足够的普通股本资本以应付预期外损失；通过合理信贷定价，确保从客户所赚取的收益，足以弥补呆坏账准备的提取，并保证获得相应的资本回报率。
　　第三，贷款集中不能像股票投资集中那样会带来额外收益，相反，它会造成额外损失。因为，预期外信贷损失或损失波动，不但取决于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的波动，也取决于银行信贷资产组合内的内在关系。为此，西方先进银行通常会从以下四个层面监察和测量信贷组合损失的内在联系，包括风险评级、行业、地理和单个大借款人（集团）风险，并通过对信贷资产实施多元化管理来降低和减少信贷资产组合同一时间出现损失的机率，从而将预期外信贷损失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基于上述认识，西方银行在其内部会增设专门负责对贷款发放后的信贷资产组合管理工作的部门，通过不同的金融市场不断优化其资产组合，以达到降低组合风险，提高组合回报。
　　第四，银行发放贷款并不一定要放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内。自1992年巴塞尔协议实施以来，西方银行便十分重视对其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工作，严格控制信贷资产的规模与增长。不少银行更专门设立“资产负债表委员会”负责协调该项工作。以摩根大通银行为例，该行的其中一条政策就是由其组织发放的银团贷款，最终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的比例必须控制在某一相当低的水平。正因如此，尽管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贷款有相当部分是由该行安排发放，但在这两家公司倒闭时，该行所遭受到的损失却没有外界所想像的那么大。
　　第五，贷款是可以买卖的。基于上述几个认识和理念，并出于优化资产组合和充分利用自身组织发放贷款能力来创造额外非利息收入需要，不少西方银行均设立独立功能部门专门从事贷款买卖交易工作，并因此引起银行业务整体组织管理的变化。
　　第六，在推行审贷分离后，审贷人员（独立审贷人）所掌握的信息要多于送审人员（如客户经理或负责信贷调查人员）所提供的信息。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但会出现在贷款人（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同时也会出现在银行内部审贷人与送审人之间。为避免包括道德风险在内的相关风险，西方先进银行通常会专门通过各种办法为审贷人员寻找和提供由第三者长期固定提供的涉及借款人的信息。有关审贷人员则把这种第三者长期固定提供的信息用作贷前核实和印证送审人员所送审材料，贷后则用作对贷款人的不间断跟踪和监察或预警。比如，不少西方先进银行就专门为其信贷审核人员订阅穆迪公司的Credit Monitor（按月更新信贷监察系统）和Credit Edge（按日更新信贷监察系统），从而掌握全球几万家企业的信贷信息。
　　记者：就是这些关键理念在这15年里彻底改变了西方商业银行的命运吗？
　　陈顺殷：当然不仅如此。我认为，彻底改变西方商业银行运作和管理的，还有三个关键衡量标准和三个关键约束机制。
　　三个关键标准是指衡量西方商业银行好坏的标准：一是有质量的盈利，也就是在充分提取了贷款呆坏账准备和其他与业务运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相关的潜在风险损失后，扣除其他直接和间接费用后而计算出来的绩效结果，即风险加权全成本核算结果，如股东价值增值额Shareholder Value Added（SVA）或经济增加值（EVA）等；二是业务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这减少或避免了短期行为；三是行业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和体现，包括对社会资金的有效再分配、金融中介服务的提供、社会财富的存储、运用、增值等。
　　三个关键约束机制包括：监管约束，如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监管机构监管、中央或地方政府有关机构监督、外部稽核等；市场约束，包括客户、投资者或交易对手对有关银行的了解和评价及选择、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和评级结果及市场参与者的使用、传媒报道评价；自我约束，如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内部稽核、财务管理、资本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述衡量标准的改变，西方先进银行对管理层和员工的奖励激励与他们所创造的股东价值增值额或经济增加值挂钩，而不是简单与业务利润挂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短期行为对银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损害，并作为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石，十分有效和合理地照顾到银行股东、管理层和员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此同时，由于有上述三个约束机制的约束，反过来又能从多方面确保银行整体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上述三个衡量标准和三个约束机制直接体现在“商业银行统合组织管理体系”、“资产负债优化管理”和“资产负债表优化管理”上。因此，为了让股东价值增值额最大化，银行必须同时做好资产分配、流动性管理（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以及资本管理等项工作，并将这些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内银行风险控制管理上还大有文章可做

　　记者：那么，您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银行改革有何建议？
　　陈顺殷：我认为，国内的商业银行首先必须重新检讨和调整过去多年来一直推行的以贷款规模连年大幅扩张为追求目标的发展模式。
　　其次，要把“风险补偿”这一关键理念贯彻到整个信贷审批和管理过程，并通过在全行内实施风险加权（风险调整）全成本核算的内部绩效考核办法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
　　第三，要在银行内把贷款发放和贷款贷后组合管理分隔开来分别管理，逐步透过积极主动的组合管理不断优化资产结构，提升总体资产回报率。
　　第四，要从机构设置上把信贷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三项工作分离开来，以确保制衡和约束机制的足够性和有效性。
　　第五，各银行管理层应多做少说，把对完善风险管理机制的精力投放在风险管理工作的根部而非顶部，切实做好基础工作并通过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提升自我约束的效果。
　　第六，要设法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独立审贷人员提供由送审人员所提供信息以外的信息，让独立审贷人无论在审贷时（即贷前）还是审批后（即贷后）均能有足够的信息支持其作出正确的判断。
　　第七，积极培育贷款二级交易市场和信贷风险管理衍生工具市场（如信贷违约互换CDS等）。
　　第八，建立本土化的信贷风险管理职业任职资格考试、认证制度以及持续学习机制，从人力资源上确保上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记者采访中注意到，目前国内各商业银行正积极谋求借助国外专业顾问机构的帮助，直接引进国外先进银行现有的管理经验和系统，并希望借此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自身信贷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但是，纵观西方先进商业银行在信贷风险管理上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工作必须从基础做起，工作水平的提高须循序渐进。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逐步完成。而且，它讲究配套、衔接。引进，不单是技术、系统或模型的引进，同时也是思想、理念的引进；引进预期要合理和现实，尤其是不要把系统和技术看成一个能改变所有东西的“魔术”或“法宝”；要事先清楚界定引进的项目范围及其具体细节；要有长期计划，即总体设计、分期、分段实施；主管领导要全程参与，系统建设要与全行专业队伍的调整与培训同步进行；系统引进与业务流程、信贷决策及内部机构重组同步配套进行。必须明白，引进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而是要把建立和健全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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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顺殷（Sunny Chan），2004年6月加入穆迪KMV风险管理顾问服务公司，任大中国区区域董事，负责协调和组织该机构为区内金融机构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加入穆迪KMV前，陈顺殷曾先后在中外资银行工作20多年。1983年至1992年，陈顺殷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负责该行国际业务的组织管理工作。其后，在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工作近12年，任职副总裁，负责市场拓展、客户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管理工作。在他任职摩根大通银行集团期间，该行先后完成了与美国的汉华银行、化学银行、大通银行、JP.摩根、英国的怡富以及美国的美一银行等六大英美金融机构的合并。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经历，陈先生得以以其在欧美金融机构工作的亲身经历，描述过去15年改变西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几个关键理念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