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展望

　　古人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这其实提示了战略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已经进入战略制胜的时代。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先生说过：“对于没有战略的企业来说，就犹如在险恶的气候中飞行的飞机，始终在气流中颠簸，在暴风雨中穿行，最后很有可能就迷失方向。即使飞机有幸不坠落，也有耗尽燃料之险。如果对本企业没有一个长期明确的方向，对未来的发展模式没有一个指导方针，不管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地位多稳固，都将在这场革命性的大变革中失去其生存条件。”

　　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金融安全战略，又何尝不是如此。

　　前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举行于1997年11月，当时是因应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召开的；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举行于2002年2月，当时是因应加入WTO后金融业面临的诸多挑战。回过头来看，这两次金融会议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特别是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将要来临之际，主动消除股市泡沫，为中国随后的金融经济稳定赢得了宝贵的先手之利。

　　今天，当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我相信，我们睿智的国家领导人，必将站在历史和未来交汇的制高点上，站在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及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后国际金融市场更加波诡云谲的大背景下，对我们国家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作一个全面的高屋建瓴的思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足以引领我们迈向21世纪大国之路漫漫征程的高远金融战略。其中的核心，就是如何确保我们国家的整体金融安全？

　　让我们稍稍舒展一下疲累的心灵，放眼望望这个鲜花与陷阱、阳谋与阴谋并存的世界——我们生存的经济金融大环境吧：

　　第一，我们当前局势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当前资产泡沫形成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从而危害可能更烈。正如股市的宿命总是在欢乐中死亡的一样，其他资产的泡沫幻灭也总是让人防不胜防，且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日本经济危机爆发于美国书店到处可见赞扬日本经济模式书籍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则出现在世银发表了《东亚奇迹报告》的第二年。

　　一位著名经济学大家曾总结过：亚洲金融业的危机循环从未被打破过，总是从成长、飞跃、在迈向繁荣后跌入无边的深渊——这就是亚洲金融业的危机循环。现在看来，这种循环可能出现的症候越来越多了。更有专家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任何一个不大的冲击可能都会变成引发新一次危机的导火线。而一旦危机来临，亚洲将是重灾区，而中国则是重灾区的中心。一个可以想象的场面就是：由于外资的撤离，股市雪崩式暴跌，房地产行业资金链断裂，银行呆坏账大量滋生……

　　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曾经成功地渡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危机来临之前，我们已经开始挤压了股市泡沫。为了安全渡过未来可能降临的新危机，我们也许需要从现在开始行动，挤压金融市场存在的各种泡沫，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第二，客观的现实表明：中国正在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超限战。中国作为新兴的大买家，正在不断地受到挑战。国际投机大鳄们盯住了所谓“中国需求”因素，频频发难。“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等固然有操作失误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缺位的原因，但当一群鳄鱼无时无刻地盯住一头猎物的时候，这头猎物往往在劫难逃。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可腾挪的空间其实不大。其一，中国的国企和银行的改革尚未完成，其内部风控及管理机制还相当脆弱。其二，中国对数量庞大金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缺乏本质的认识，也缺乏相应的大量人才储备和操作经验。其三，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劣势。

　　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中国目前仍然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同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不过，大量的外汇储备固然可以暂时称得上是对应金融战争的杀手锏，但这样的武器一旦使用，就会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如果按照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态势，我们的损失可能比对手更大。

　　可怕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金融战争是严重不对称的。我们的劣势太多，优势太少。一旦我们在这场金融战争中失败，不但我们在经济上将倒退几十年，而且很可能在地缘政治上再次陷入被围堵的局面。

　　第三、警惕金融业全面开放后可能面临“后门”攻击。当通过恶意攻击进入系统并获取了足够高的权限后，就有机会放置一个后门程序以供日后继续利用该目标机器的资源。

　　那么，金融业的后门程序都可能通过哪些环节植入呢？

　　首先，国内整个金融行业电脑系统的软硬件系统都或多或少都是由国外公司开发设计的，我们的核心软硬件技术实际上完全掌握在西方某些利益集团手中，美国政府就明确要求它的电脑公司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程序设计中必须置入后门程序，这一招相当毒，后患无穷，所幸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正在采取补救措施。但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的金融行业还可能存在着众多的“后门程序”，你是否会说我危言耸听呢？实际上，“危言”确是有，但并非“耸听”，而是为了“醒听” ，因为危言所言都是据实分析而来，何“耸”之有？

　　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坐下来分析，不难发现，我们在引入新游戏规则、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境内外上市与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以及在具体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造、基础管理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可能留下了不少经营管理上的“后门”漏洞和隐患，这些 “后门程序”可能广泛存在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后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机构中。

　　第四，前苏联崩溃，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应始于里根政府对对苏联的经济战争，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确保国家整体金融安全的重要性。

　　当我们看到金融领域被国际资本全面渗透，当我们看见国内很多行业龙头被跨国公司兼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出台反垄断法，那么我们的资本市场就可以高枕无忧吗？

　　让我们看看吧！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市值已经占据第二大份额就可以说明一切，再看看我们那些国内机构在这个市场的影响是如何从主导地位滑落的，无论从其投资理念还是其投资手法，一位QFII的经理在对国内机构进行评价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是猎人潜伏下来，等待国内那些猎物的出现，并且告诉他们这就是价值。然后就等待收获，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市场确实从这种角度给我们无数次演绎过。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绝对没有错，但绝对不能放松其监管，更不能漠视其在资本市场上所产生的作用，这种作用如果被发挥到不该发挥的地方，那么我们注定将承受伤害，甚至对我们国内的某些机构也不能放松其监管，最近的人寿上市定价，受到市场最多的抨击，市盈率几乎高达200，难道这就是市场化的行为？如果完全按照市场，那么在这个所有人都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场，我们注定很快把自己搞死。

　　当然管理层对于市场的监管，也不能像泰国的管理层那样粗暴地干预，这就是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一种强国的水平，相信我们的管理层也已经看见这种趋势的苗头，中国资本市场是注定要发展的，但绝对不能大跃进式的发展，这也许就是笔者所期望和看见的一个市场。

　　这只“心脏”也仍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不完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金融风险隐患还不少。”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上就明确坦承。

　　因此，如何确保我们的整体金融安全，应成为这次金融会议最重要的议题。而其他议题，如完善金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及中央汇金公司的重新定位、金融混业经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完善临管协调等议题，实际上都应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

　　当下我们需要的，是重温乔良、王湘穗所著《超限战》一书。乔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世界上很多东西其实是为少数人设计的，《超限战》也是这样，虽然读它的人非常多，但是读懂的人很少。连我和王湘穗读懂它都用了十多遍，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很多思想是隐在文字之外和文字背后的，也有很多思想是通过在推进的同时被文字拖拽出来的。并不全都是事先想好的。很多思想是通过逻辑推理出来的，是一种逻辑的力量。”

　　我们应当谨记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