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第三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落下帷幕已有时日，但其中涉及的很多热点话题却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２日至２３日，中美之间在华盛顿开展了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双方也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包括中国将在２００７年下半年恢复审批证券公司的设立；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将宣布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允许其从事证券经纪、自营和资产管理等业务；在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将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的投资总额度提高至３００亿美元等等。时至此，很多成果已经兑现，中国金融开放进程也在小心迈步中前行。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中的一系列共识一旦落到实处，会对中国金融开放带来什么影响？中国金融改革又将以何种姿态呈现世人？本报特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孙立坚，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 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就中美金融服务领域合作的进程、影响等方面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金融出海：“国民待遇”风险大

　　我们倒不希望他们的国民待遇，而是希望他们根据中国的发展现状给我们一些更优惠的“特殊待遇”

　　当然，如果我们给美国同样的“礼遇”——国民待遇，则美国金融机构反而在中国如鱼得水，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可能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政府的救助成本也可能会悄然上升

　　引子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方指出，将对在美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并确认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中资银行的申请进行评估；对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在美登记和开展业务实施国民待遇等。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今后“走出去”将畅通无阻？

　　——如果不是，那金融机构出海还面临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孙立坚：从形式上看，美国对中国完全打开了金融业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只要愿意就没有量上的限制。但是，美国的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体系十分完善，对金融机构质量的要求十分苛刻，中国金融机构是否经得起这样的曝光而不影响自己的竞争力，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可能更多的情况是我们不愿去。外界甚至认为我们选择香港上市就是因为我们进入美国的成本太大的缘故。说句实话，我们倒不希望他们的国民待遇，而是希望他们根据中国的发展现状给我们一些更优惠的“特殊待遇”。

　　当然，如果我们给美国同样的“礼遇”——国民待遇，则美国金融机构反而在中国如鱼得水，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可能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政府的救助成本也可能会悄然上升。

　　所以，完全要达到公平，只有一条就是要加快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具体而言，就是先要强化中国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减少对外依存度，在此基础上，尽快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提高金融体系风险分担和分散的能力，从而才能做到毫不顾忌地开放市场，以真正达到内外公平和充满活力的经济效果。

　　谈儒勇：市场是准入了，但有没有能力进入是另外一回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投资百仕通集团损失惨重就是一个教训。金融机构的出海相比其他行业应该审慎一些，在外国的市场经营，面临的市场环境与我们迥异：第一，没有了政府的保护伞，当然也没有了政府的随意干预；第二，面临的变数似乎更多，在出海前，要考虑承受风险的能力如何；第三，在国外，由于监管环境的相对宽松，微观主体的创新意愿与动力很强，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环，因此在出海前要考虑本企业是否具备在新环境下与国外同行足以比拟的创新能力。

　　但并不是说，我们在机会出现时，只能裹足不前。相反，国家应积极创造条件让一部分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先行出航，通过试水来检验与锻炼能力。比如最近报载， 中信证券(行情 股吧)与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的合作已获得监管部门原则支持。惟有如此，将来我国本土的金融机构方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与他国的同行决一雌雄，方能做强我国的金融业。这就是我国实施金融开放战略的最终目的。

　　谭雅玲：我国金融机构走向海外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对方，而是自己的能力、能量和发展空间，尤其是进入国际一流金融体系的自我认知十分重要。无论机制、效率或产品，我们的欠缺是明显，也是巨大的。我国的金融文化应强调自我反思和自我认知，不能盲从于国际趋势和外部环境以及外部要求和压力。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金融问题是量大质低，其严重性将导致金融利益和金融风险，我们需要在当前的形势下更关注金融安全。

　　中美金融合作：从务虚到务实

　　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是中美双方对话中，美国最为关心、中国最为谨慎的话题。这次，涉及到了外商持股比例的管制放松，和前一轮对话相比，更强调了务实性，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引子

　　有观点说，中美双方虽都提及金融服务领域合作，但从结果来看，依然比较务虚。这只是中美两国按照ＷＴＯ的路线图继续推进中国金融业开放的一个确认。

　　——如何看待上述观点？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原则今后会由“循序渐进式”转轨为“加速前进式”吗？

　　——中国将放松金融方面的管制，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吗？

　　孙立坚：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是中美双方对话中，美国最为关心、中国最为谨慎的话题。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改革战略，事实上造成了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等其他实体经济方面的改革现状，而在不成熟的金融领域过早的开放，将会断送实体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硕果，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先例。

　　美国政府积极敦促中国开放金融业预示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战略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从单纯的贸易摩擦这样的“防守”态势转变为利用自己的优势向外出击的“进攻”态势。今天美国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民间主体的经济活力，尤其是想通过具有明显优势的金融业领域，重新打造美国经济的雄风。其中，发挥自己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去开拓海外市场，就成为目前美国政府改变其贸易和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的表现、投资渠道单一性以及流动性过剩的现象，预示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自然就成为美国投资战略的首选目标。当然，资本市场的开放要求一旦兑现，固定汇率制度就自然而然面临“解体”的压力。

　　尽管双方在这一领域力量悬殊，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金融业开放又属于ＷＴＯ的开放范畴，所以，双方共同关心此话题是上述大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务虚”也是双方政治交涉的结局。不过，这次，涉及到了外商持股比例的管制放松，和前一轮对话相比，更强调了务实性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谈儒勇：中美各向对方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是一种在ＷＴＯ框架下互惠互利的安排，既是对以前双方签署的协议的履行，也是双方根据形势发展而对战略所作必要调整的结果。应该说，这次战略对话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不能看作是务虚的。中国的开放，包括金融业的开放一直遵循着渐进式的路线，我想这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动摇。而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放松管制是必然趋势，也是国内金融业真正做强的必由之路。

　　谭雅玲：中美之间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处于发展不对等阶段。美国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模式，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发达程度也远高于我国。我国金融发展的不成熟、不健全和不规范明显使我国处于风险的高危之中，一方面是内部自身金融素质的量大质低，完全不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仅从货币价格与价值关联的金融层面，我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更何况主动方面在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手中。

　　另一方面美国已经经历过的市场模式，特别是金融发展发达过程形成的风险期，使他们十分清楚，我国现阶段金融开放带来的结果。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复杂、混乱之中，我国循序渐进将有利于理性、清醒开放，有利于自我保护，美国或外资急于进入我国市场的利益和需求是不言而喻的。

　　招行纽约分行：美方谈判筹码？

　　双方金融业的开放所获得的利益是非对称的，美国的贸易缺乏竞争力，鼓励资本项目创造利润，改善美国日益恶化的国际收支是一个最佳的发展计划。而中国却不同，金融业的改革起步较晚，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利弊的权衡很难事先做出定论

　　引子

　　美国东部时间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日，美联储正式批复了 招商银行(行情 股吧)纽约分行的开业申请。这是继１９９１年美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颁布以来首家获准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中资银行。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和美国均表示欢迎最近批准的中国招商银行在美设立分行的申请。美方承诺向中方进一步开放本国金融市场。

　　——招行纽约分行的成功，是美方换取中国银行业有限开放的砝码，还是美方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势力对原来路线的确认？为什么？

　　谈儒勇：应该是一种谈判筹码，这很正常。一方的让步必须以另一方的让步为前提。

　　孙立坚：上面已经阐述过，虽然金融业目前不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招行先吃螃蟹，去金融相对较为成熟、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国际金融市场锻炼，对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和发展壮大意义非同小可。另一方面，双方金融业的开放所获得的利益是非对称的，美国的贸易缺乏竞争力，鼓励资本项目创造利润，改善美国日益恶化的国际收支是一个最佳的发展计划。而中国却不同，金融业的改革起步较晚，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利弊的权衡很难事先做出定论。

　　谭雅玲：我国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市场，这是双方对等的体现。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更需要强化自身强大程度和力量，并不一定急于开拓海外市场显示我国国际化和市场化改革意愿和目标。一方面，我国自身金融能量有限，竞争优势不足，强化和积累自我是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海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市场并非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相反，海内外金融市场发展的差距，应成为我国某些金融机构重新调整发展战略的立足点，让那些规模和效率不足的金融机构，将其发展战略由一味向海外市场扩张转向注重发展国内市场。总之，通过参与国内市场竞争，在国内市场培养国际竞争力，是国内金融机构强大的根基。

　　外资发债：利空下的机遇

　　如果他们的参股比例超过５０％，这对中国目前状态的中国金融业确实是一个利空的因素。若我们能够把它看作是自己腾飞的一个契机，切实落实好各项金融改革的工作，变不利为有利，那么，金融开放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更多的是利大于弊

　　引子

　　按照协议，依据相关审慎性规定，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券。

　　——允许上市的外国投资公司和法人银行发行债券，会对中国债券市场造成哪些影响？

　　——对中国债券市场开放和国际化有什么具体意义？

　　谈儒勇：目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直接融资的规模相对于间接融资偏小，而债券融资的规模相对于股权融资也偏小。将发债主体的范围放宽，显然有利于缓解这一问题。同时，债券市场的做大也有利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使央行行使货币政策的余地更大。

　　允许信用评级较高的外资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其意义在于：第一，有助于在国内树立信用观念，因为有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二，缓解储备与升值压力；第三，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使国内的资金多了一条投资渠道；第四，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原则，先前我们到别的国家发债，现在允许别国企业到我们这儿发债；第五，推动了我国的企业债市场与国际接轨。

　　孙立坚：外资上市和发行债券的认可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冲击不可忽视，尤其对发展步伐欠快的中国金融业而言，很有可能会出现资金的分流问题。因为外国机构在华筹资，实质上是降低了他们运营资本的成本（比如大额汇款等）和风险（比如汇率风险等），所以，他们会正式开始投入自己的优势业务，提供中资金融机构所缺乏的多元化服务。如果他们的参股比例超过５０％，这对中国目前状态的中国金融业确实是一个利空的因素。当然，若我们能够把它看作是自己腾飞的一个契机，切实落实好各项金融改革的工作，变不利为有利，那么，金融开放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更多的是利大于弊。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韩国的改革就是通过开放来实现的，而且也很成功。

　　谭雅玲：从投资品种和产品角度看，对外资开放应掌握法制和制度建设重点的健全和规范，并需要依据国情实施必要的管理和约束，注意单边趋势引导或刻意运作行业、部门的利益和风险。同时应该注意发挥和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完善和健全自我体制和制度。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开放中应注意发挥我国香港金融中心的国际化作用，借助香港市场平台，推进我国内地金融改革的落地和实施效果，实行“一国两制”特色下的资金、资源和平台的搭配、协同和共同推进。

　　外资参股金融机构：利弊得失难权衡

　　标准应视形势而定，特别是应根据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实力而定。将来不排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允许外资控股某类金融机构的可能性

　　引子

　　目前，中资保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过２５％，外资证券公司所持合资企业的股权最多不得超过３３％，外资持有中国国内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２５％，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在合资公司的股份也不得超过４９％。

　　而近日中美双方在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的协议中表示，会后中国证监会将就外资参股中国证券公司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进行认真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就调整外资参股中国证券公司的股权比例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中国银监会目前正就外资参与中国银行业进行科学性研究。整个研究过程将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结束。按照协议，在政策评估结论的基础上，中国银监会届时将就外资持股比例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按照中美双方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外资参股中方券商、银行这两个领域的股权比例将提高。不过，具体标准并没有谈及。那么，外资会由“参股”升级为“控股”吗？

　　——一旦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放宽，会对国内金融机构（如银行、券商）等带来哪些影响？

　　孙立坚：美国方面当然希望以控股的方式来分享中国潜在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盈利空间。中国政府不可能一概放开，会采取差异化的处理方式，坚守自己渐进式开放的发展战略。比如，金融资源集中度较低、发展状况不佳的银行或券商先开始试点。

　　事实上，金融业的开放，和商品、要素市场的开放一样，都会提高本国在这一领域的市场竞争力，都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便捷性和投资的多样性，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投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但缺点是，尤其在本国金融体系不发达的环境下，外商的经营战略和其在本国的金融战略有很大的差距，甚至会改变他们一贯奉行的价值投资理念而去利用市场的缺陷进行套利和投机。这就有可能给欠发达的国家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金融开放和实体经济发展在很多实证研究中，并没有找到由统计指标认可的必然联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社会稳定可能是首要任务。对金融开放就会变得十分小心谨慎。

　　谈儒勇：标准应视形势而定，特别是应根据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实力而定。如果实力不够强，可能对外资持股比例就会限制多些。将来不排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允许外资控股某类金融机构的可能性。比如，根据我国的惯常做法，可以先允许外资控股农村金融机构，甚至允许独资设立在农村开业的银行；可以先允许外资在中西部地区以控股或独资的方式新设金融机构或收购现有的金融机构等等。

　　有利影响：第一，鲶鱼效应，中资金融机构只有“与狼共舞”才会变得真正强大，具有竞争力；第二，引进外国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公司治理结构；第三，股权的分散，可以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更可以割裂金融机构与政府的扯不清关系。

　　不利影响：第一，在条件不具备情况下，过早过快开放市场会加剧市场的动荡，甚至不排除受国际游资的侵扰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第二，在金融资源是战略资源的现实面前，如果管理当局的监管能力与经验不够，可能会导致战略资源的流失，进而对我国的发展不利；第三，强化了竞争，使靠政府法规保护生存的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加大。

　　谭雅玲：在我国金融不成熟和不健全的情况下，外方控股的比例把握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开放，也需要严格、审慎进行，而不能盲从接受外部的要求扩大开放。而外资十分强大的金融作用和市场运作经验，无疑将直接在与我国本土金融机构竞争中处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