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个关于抉择的命题。2006年12月10日，中国金融业履行入世承诺，全面对外开放，一年之后，外资银行已在中国迅速布局，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外资银行构建了中国金融业新棋局；一年之后，中国遵循中美对话共识，将QFII投资额度正式从此前的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而对外资券商的开放程度也逐步加大；一年之后，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被欧美不断地置于话题中央，但依旧在按照中国的意志缓步走向可自由兑换；一年之后，渐趋完善的中国股市在逐步释放了近五年以来所累计的风险之后，继续高歌猛进；一年之后，金融信息安全、对内开放、金融主权、金融监管等等名词已经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热度；一年之后，全面开放下的中国金融业又将何去何从……

　　一年之后：全面开放下的中国金融业

　　一年之后，事实证明了中国金融业有能力应对全面开放，虽然眼下的开放仅仅只是一小步，不过同样足以令人欣慰。在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趋势正越来越明显，从业务融合到股权融合的步伐都在加快。而伴随开放而来的竞争态势，同样对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产生重大意义，中资银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跟这种竞争不无关系。

　　银行业：寻求“共赢”取代“与狼共舞”

　　这一年，外资银行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迅速布局中国，17家外资银行先后申请转制成为法人银行，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甚至包括进军农村地区。而大型中资银行在“强健肌体”的同时，借助各自优势大步国际化。监管层为构架中国全面开放下的金融体系努力实践，同时监管水平也不断提高。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完成，国外先进经验的不断渗透，中国银行业正在逐步抛弃一年之前“与狼共舞”的担忧，进入主动寻求转变，在竞争中实现共赢。

　　证券市场：本土券商面临成长考验

　　在今年5月举行的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就已经就对外资券商逐步扩大开放与美国达成共识，而随着第三次中美对话的结束，取消对外资券商禁令、允许外资公司发行A股等等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尽管离完全落实依旧需要不少时间，不过证券业的全面开放正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QFII额度的提高以及QDII的限制放宽等措施，在加快境内外资本“互访”的同时，也为市场及监管更高的要求。同时，虽然监管层仍旧在以谨小慎微的态度精心保护本土券商，但“靠天吃饭”的中国券商业在2007年随着牛市火了一把之后，即将经历更大的成长考验。

　　人民币汇率：话题不断，内容未变

　　“人民币升值”构成了多次中美、中欧博弈的主要内容，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巨额的外汇储备，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美元的持续贬值，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之源，而汇率政策的不灵活同样也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美国在不断强调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也不断地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压力，但随着这一年的结束，这种声音正在逐渐变小，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渐进有效可控原则的坚持正逐渐被美国所接受，这谈不上一场外交胜利，不过就现在的中国金融业而言，尽管争议同样不小，但这种坚持意义非凡。

　　不对等的开放：中资机构在美国的有限国民待遇

　　2007年12月13日结束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取得了多项共识，美国进一步承诺对在美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并确认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中资银行的申请进行评估。加之不久前招商银行在历时28个月以后获准在纽约设立分行，这似乎也在预示着中资机构即将在美获得些许金融开放带来的好处，不过，考虑到美国对于外资银行的种种限制，这种说法并不乐观。

　2008，全面开放下的中国金融业何去何从

　　中国金融开放在一年以后，再一次迎来了十字路口，跟一年前一样的是，开放依旧在我们既定的范围内逐渐展开，跟一年前一样，人们对于全面开放的理性思考未曾间断。不过，当主动取代被动，当自信取代忧虑，中国金融业正在迎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上到管理层下到平头百姓，金融业在人们的视野里面已经更为清晰更为贴近。

　　一年之后，这依旧是一个关于抉择的命题，全面开放下的中国金融业其实很有必要稍稍停顿步伐，理一理思路，看看我们离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多远，看看我们在对外资的全面开放当中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看看是否有必要找回因为高速而失去的些许平衡。找回平衡才能实现稳定，对于中国金融开放尤其如此，而这种开放以来逐渐显现的隐患，是中国金融业所必须要考量的。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寻求战略平衡，这个从开放伊始就被热炒的话题，在一年之后，注定又将再一次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而这一次，随着逐步展开下金融开放的一些安全问题的暴露，这个话题比一年之前显得更为清晰与重要。

　　封闭比开放更危险

　　适度的开放不会使我国的金融安全降低，相反，过份保护同样不会令金融安全提高，虽然开放以后，受国际金融风险发生的波及效应可能会更大了或更多了，但抵御国际金融所发生的波及风险，既不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也不完全取决于宏观管理部门，而是取决于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与抵御能力。毫无疑问，只有与经济金融的需要及成熟程度相适应的开放程度越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与抵御能力才会越高。

　　规避风险同承担风险同等重要

　　目前的中国金融开放是采取渐进性步伐，仍处于开放的初级阶段，金融领域各个方面外资所占的份额都很小，只要中国坚持渐进性步伐，外资并不会产生多大冲击。但同时，今后3年－5年外资可能会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在渐进性开放过程中要注意防范，在开放过程中注意把握开放的顺序。另外，在要意识到任何开放都有风险的同时，学会能够承担相当的风险，不要因噎废食，要与国内改革相结合。

　　开放程度：构建保护性的开放格局

　　美国是全球金融开放的最大呼吁者，但绝非表率，时至今日，美国仍明令禁止外资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不支持外资银行在美国当地扩充业务网络经营零售业务等。这些似乎都可以说明点什么。

　　国际经验表明，由于外资的特殊性，各国在宣布开放态度的同时，实际上都给予本国银行业一定程度的保护，并通过支持政策促进本土银行能力的提升。构建保护性的金融开放格局，对中国来说，同样不能例外。

　　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不容忽视

　　中国金融的开放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开放不当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金融信息安全威胁就是其中一大风险，与传统信息安全不同的是，外资金融服务机构正在逐步掌握着中国金融业的核心信息资源，国际投资银行与评级机构握有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主导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会计审计业所向披靡，它们在业务垄断的同时正在逐步实现信息垄断，而后者显然更为可怕。由此而言，说中国金融信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决非危言耸听。

　　应对金融危机是必修的一课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存在问题，而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又缺乏正确的应对措施，以至于在危机前没有做好结构调整工作，酝酿了金融危机的形成；危机发生后又没有及时的政策措施出台，甚至采用了一些错误的对策，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因此，在防范金融危机的同时，更应该学会如何在危机爆发以后做出正确的引导与决策，对于这点来，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政策措施教训应该是最好的教材。
　找回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间失去的平衡

　　对内开放的呼声并不新鲜，只是一直以来没有对外开放的呼声大而已。不过呼声的大小有时并不能准确说明事情的轻重缓急，而当一年以后，流动性形势严峻、中小企业融资困局待解、农村金融亟需走出尴尬、民间资本寻求出路的时候，这些对外开放远远无法解决甚至会反向作用的问题，都使得对内开放变得格外的迫切。

　　对外对内开放的不对等

　　其实，为了实现银行的股权多元化改革和引入国际资本和经验，金融对外开放早有长足进展，市场准入其实已经放开。而迟迟以来，尽管理论上对外资开放的银行业同样对民营企业开放，但实际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仍有较高的门槛和诸多的限制。截至2007年6月末，外资银行在内地25个城市设立总分支机构364家，比年初增加95家，相比而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迄今没有质的突破，民间金融机构还离我们有万里之遥。

　　民间资本热情有余、参与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现在的中国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业的热情空前高涨，大量持续增长的民间资本亟需得到释放，寻求比储蓄更为有效的盈利途径，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使得民间资本陷入热情有余、参与不足的境地；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民间信贷机构无法进入正规金融轨道，所以由此而产生的“地下钱庄”等灰色机构。

　　金融开放下的流动性悖论

　　中国的流动性真的过剩吗？数之不尽的中小企业、创业企业、广袤的农村、科技创新领域、中西部地区，资金都是极其匮乏。而为什么有限的资金不能流入到急需资金的地方去？根本原因是两个：除了金融体系无力引导资金进入长期投资领域之外；其二，就是金融对内开放不足，让许多领域无法吸纳私有或民营资本，迫使私有或民营企业多年累积的大量资金，只好继续循环于产业低端或进入资产市场参与炒作，无法进入真正决定国家强大或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领域。

　　本土机构的强大才是根本保证

　　本土银行竞争力以及监管水平的提升，从长远来看，才是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根本保证，而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必然需要更为透明、公平的软环境来做支撑，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需要保证对内对外开放平衡下的公平充分竞争，给予国内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权利，促进国内市场的有效竞争，这是全面开放下中国金融业的必要选择。

　　正视对内开放的风险

　　金融对内的进一步开放必然导致准入门槛的降低，更多机构可以进入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在利率市场化同时推进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更加自由和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利润空间收窄，以及自发风险偏好上升，例如降低拨备率和资本充足率——对于银行而言，这显然是最大的风险所在。不过换句话说，金融业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所以，有风险并不能成为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的理由。
　调控水平与战略决策之间的合理衔接

　　不管是调控水平还是战略决策，这将是始终与开放相伴随的问题，这中间不仅包括监管层、决策层以及所有参与者的整体水准，同样也包括了中国金融业整体心态成熟与否以及对于开放的根本态度，而这，其实就是关于开放与抉择的根本问题。

　　金融监管：全面开放下的更高要求

　　金融监管的落后，必然导致金融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金融监管主要是审批制，金融法律法规偏重于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和审批部门权限的规定，只“生”不“养”，“一刀切”和“切一刀”是这种行政管理弊端的形象描述，因此，当前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改革审批制，实行金融准入标准和风险监管，既是我国金融开放重要工作内容，也是金融转轨的客观要求。

　　从金融审批制过渡到市场化的金融准入制监管，关键是要改变目前金融过度监管问题，以提高透明度来约束金融监管的随意性，制定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准入条件与准入标准、金融机构运行的风险监控指引与监管要求，形成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谈不上成功的货币政策

　　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存在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严控汇率放松资本管制、金融市场对外与对内开放不均衡。利率与汇率政策调整得太晚等等。而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并不属于未雨绸缪型的调控措施，很多政策的出台带有极大的被动性，我们现在很难去评定这些政策的好坏，毕竟不管是利率也好，汇率也罢，任何变动都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像现在回过头再去看五年前的央行作为一样，好与坏只能等到以后再去评定，但至少从眼下来看，还远远谈不上成功。

　　人民币汇率：全面开放的核心问题

　　人民币汇率如何自由化，如何评估中国经济崛起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放松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使中国经济既不会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发生金融危机；又可以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是中国金融开放下最为重要的战略选择。

　　中国汇率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即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三原则下的逐步扩大灵活性，逐步在人民币汇率中增加市场的份量是必然趋势。但面对国内严峻的通胀形势、美元贬值造就的巨大息差以及呼声同样不小的政治压力，汇率政策如何调整，不能不视为一种抉择。

　　市场培育：国际化之前的必由之路

　　资本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本国市场的国际化，这也是一国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不过，相比于全面的的国际化，先期的市场培育似乎更为重要，尤其是缺乏稳定、衍生品市场并不放达、做空机制迟迟未建、投资者及本土券商还远远谈不上成熟的中国股市，这点尤为重要。

　　亚洲金融危机同样也反映出当一国资本市场未充分发育成熟前,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对本国资本市场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点是中国的金融业所必须要借鉴的。

　　远期目标：金融开放下的战略坚持

　　建立一个开放、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而不是管制下的金融体系、保护落后的金融体系，这是中国金融开放所需要坚持的长远目标，这点并未改变。一个市场化、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跨时间、跨地域地进行风险资金的配置，配置效率高意味着竞争力越高。

　　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最终战略目标，只要每一个金融机构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得到了更好的服务，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就能整体得到提高，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的只是坚持。

　　编后语：2008年，中国金融业又将走向开放后的另一个年头，更加开放，这不仅是美国人、欧洲人的意愿，也是中国人自己的意愿，而这种开放并不仅仅在于对外资的正确对待，同样也包含了对于自身的认真审视，同样也包括了心态的进一步开放与成熟。

　　2008年的中国金融业同样问题不小，这不仅仅在于开放的问题，成熟的金融体系并不缺乏难题，不同的只是针对难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