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之后，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WTO框架内，由发达经济体以市场的名义筑起保护墙，向世人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新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因多边贸易时代的到来而减少，反而更加花样翻新，加快向体制层面蔓延。 　　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政策，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会对中国经济成长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基本态势。但是，透过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国际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加快改革现存体制的问题，构筑和完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以便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下与世界各经济体建立平等、对称、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 　　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单边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必然反映，也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必然结果。以市场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名义，为国际贸易设置障碍正在演变为一种趋势，是许多发达经济体惯用的手法。在国际贸易关税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一些发达经济体为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地位和利益，总是不断变换保护形式。在强化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基础上，不断把触角延伸到制度和体制领域。对市场经济地位进行评估，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蔓延最突出的表现。 　　市场经济并无统一的模式。比较那些早已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便不难看出市场经济的多样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即使再过20年，由于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会与别国有所差异。因此，通过对中国商品成本和会计制度的简单类比，得出商品倾销或非市场化的结论，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单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美国商务部一个听证会便轻易否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的评估报告称，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的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这些理由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忽略了市场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改革战略的差异性。应当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在一些方面还不完善，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美国、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更像玩弄一种政治游戏。只要我们看看2002年11月欧盟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所给出的理由，就会发现在他们眼里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多重标准，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而定。 　　中国遭遇市场经济地位之困并非偶然，回顾近年来西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舆论和指责便可清楚看到这一点。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崩溃论，从通缩输出论到通胀输出论，从人民币升值论到汇率操纵论，再到非市场经济地位指证，等等。各种论调不断传承和变化，越来越隐蔽，越来越上升到官方层面。这其中隐含的复杂政治经济关系昭然若揭。可以预料，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类似的情况还会以新的变种长期伴随我国经济发展。 　　我们需要一个共赢、共存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世界。新贸易保护主义者往往不恰当地评估欠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过高地估计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而忽视不合理国际分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极力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却力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加重市场准入的砝码。在评估像中国、印度等欠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时，乐于采用购买力评价法（PPP）测算，夸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掩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单边效应。事实上，按照最近《经济学家》（英）刊登的文章，如果用汇率法测量，在过去20多年中，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收入的占比还不到四分之一，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应当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输出的主要是附加值相对低的商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机电企业，诸如彩电、冰箱企业，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企业。相反，发达经济体向我国输出的却是资本和高附加值的商品，比较收益要大得多。中国在很多领域对外资实际开放程度要远大于贸易伙伴对华开放程度。以金融领域为例，到今年5月，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1家外资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在我国21个城市设立了199个营业性机构，相反，一些发达经济体总是以各种技术原因把我国金融机构拒之门外。因此，作为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主体，我们需要对称地开放彼此的市场。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增加了国际贸易的成本，同时也不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面对新的形势，我们需要加强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研究，集中精力谋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增加对外合作的实力，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