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扶持金融机构“下乡”，如设立村镇银行、鼓励开办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可在实地走访中，多家农村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却表示，“在农村地区很难开展贷款业务”。

　　经过调研和分析，我们发现，导致一些农村金融机构不愿贷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户量多分散，他们的存款和贷款需求也相应呈现出单笔数额小而笔数多的特点。以苏北某县信用联社为例，其所吸收的最低存款仅200元，而所发放的8．5亿元“三农”贷款中，农户小额贷款为5．8亿元，占68％，总计为6．2万笔之多，每笔平均9000多元。可见，信用社开展存贷款业务的单位成本相当高。调研中还发现，很多金融机构要么撤出乡镇一级的网点，要么保留网点但只配备少量员工，因此，很难充分掌握数量庞大而又分散的农户资信状况，也很难为其提供完善的信贷服务。

　　二是国家对农村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不足。对农村金融机构来说，开展信贷工作最大的担忧恐怕是违约事件的发生。因为金融机构人手有限，难以全面监督为数众多、分散的借款人，一部分不守信的借款人就会借机逃废债务；又因为单笔贷款规模小，借款人深知金融机构不会为“这点小钱”和自己打官司，因此，无形中增加了其赖账的胆量。更加不利于金融机构的是，地方法院在判决贷款违约案件时，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倾向于保护弱势群体，尽管判决金融机构胜诉，却也“鼓励”其不予追偿，“毕竟借款人也不富裕”。结果，金融机构动用法律武器反而费力不讨好，打赢官司也追不回钱，放贷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

　　农村信贷的法制环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所改善。为解决农村金融机构不愿贷款的难题，可考虑从创新贷款发放方式入手，推行“合作社＋农户”或“龙头企业＋农户”的贷款模式。

　　在此次调研的苏北地区，虽然也开展了农户联保贷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当某个农户无力还款或赖账时，其他农户会推诿责任，因为其他农户的实力也较弱。因此，更好的方式是让信誉佳、实力强的专业合作社为关联农户的贷款申请提供担保，这就是“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例如，江苏阜宁县沟墩禽蛋合作社目前已有600多位农户成员，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统一的种苗、养殖技术支持，农户需要贷款时由合作社提供担保，当地农村合作银行非常愿意给这类农户发放贷款。

　　另一种模式是“龙头企业＋农户”，即由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向银行申请贷款，在拿到款项后再根据需要分配给相关农户或经纪人，这样可以避免农村金融机构与分散的农户直接打交道，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贷款集中度，降低放贷的单位成本，也有利于农户更方便地获得贷款。

（课题组成员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本报记者徐海慧、华闻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张薇嫣、本报实习生周思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