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军是安徽颍上县人，一次在浙江省杭州市开车时，碰上路人搭车，收了6元“油钱”，没想到竟因此被罚两万元，理由是涉嫌非法营运。

　　9月16日，全国首个“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将在北京、上海等108个城市同时启动，其中9月22日被确定为“无车日”。建设部有关人士还提出:应提高普通市民使用家庭轿车的代价来限制私家车的膨胀，如花钱买牌照、减少停车场地、提高收费标准等。

　　对待私车，政府就是这样爱恨交织、柔情百转。很多城市本来已经车满为患，道路空气不堪重负，却不限制购车。等人们买完了立刻变脸，减少车位、提高车费，号召大家少开车。少开车不仅没有任何奖励补助，互助拼车还视为非法，被施以重罚。就像允许人们随便生孩子，生出来却没户口，没学上，但没户口不上学就说你违法。

　　这些做法虽然看上去矛盾重重，其实还是有脉络可循。

　　汽车是支柱产业，限制购车的话，厂家、销售商、车辆管理机构以及石油公司、公路公司、展览公司、广告公司等产业链条统统受损，因此宁堵道路不堵财路，把钱挣到手再说。但城市没有那么大的容量，于是限制行车，同时增加开车成本，有人从中又挣一笔。最后一些人舍不得打车又不愿挤公交，以为搭车两全其美，没成想落在执法机构手里。总体来说，拿钱受益的各自不同，掏钱受气的只有百姓一头。

　　过去有时候，我们看到社会上一些制度矛盾，一些管理空白，会说，那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管理水平低。可制度为何总是健全不起来，管理水平就那么难提高吗？其实无论是限制购车，还是奖励少开车、拼车合法化，都有很多经验可以参考，很多榜样可以学习，但我们偏不，于是出现不同环节的政策互相“打架”的现象。“人格分裂”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利益。

　　可以说，一个收费政策的出台，背后往往有利益集团的推动。而那些不太合情理或者前后逻辑矛盾的收费政策，更容易解构出不同受益者的身份。

　　许多高速公路所收费用，明明已经远远超过投入成本，却能拿出有关部门的批示:再收20年。有的强制性保险产品，保险公司收益明显暴利，却能迅速完成法律程序开始执行。

　　住房市场上，商品房价格飞涨，明显超出一般百姓的承受范围，保障性住房却步履蹒跚，廉租房条件苛刻，经济适用房政策还在讨论，限价房仍未上市。凡此种种，政府公益的初衷却时常让公众“很受伤”，而只要从百姓口袋里掏钱，无不成为一些利益集团最舒心的买卖。

　　我们的政府部门大概是最忙碌的，因为事无巨细样样要管。据报载，某市市长的公开权力被确定为93项，市长第一个反应是惊讶，表示比预计少多了。相信“权”多不压身的行政长官不在少数。当官员管得太多太具体，难免会与相关企业“亲密接触”，从而失去公正、公益的立场。